下面是范文网小编整理的伍子胥列传读后感6篇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以供借鉴。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1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16年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伟大源于悲悯
——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2
戈春源 洪沉：从伍子胥到屈原看节日文化传承
端午节所纪念的人物与今形成的各种习俗，有一个积聚、充实、交替的过程。在端午人物的谱系中，呈动态的流传。最早是伍子胥，但后来，除了苏州之外，逐步被屈原所代替。今就古代文献中，端午人物的演变与世俗的嬗递，谈谈节日文化的传承问题。
一、伍子胥被神化与节日定型
众所周知，伍子胥因强谏被谗杀后，装入皮袋，弃尸胥江。此事发生在夫差十二年（前484年），早于屈原自沉湘江汨罗二百零六年。因此，伍子胥的被神化，早于屈原，自在情理之中。
春秋末至战国时所作《左传》、《国语》、《国策》，多存伍子胥史迹，但几乎都是直书其事。只是《国语》对伍子胥之死略带修饰，写伍子胥极谏，阻吴伐齐，因吴王疑忌而自杀，“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所见也，乃使取申胥（即伍子胥——作者）之尸，盛鸱鴺而投之江。”（《国语》卷19）已含一定的情节性。与此同时，《庄子》、《荀子》等亦有关于伍子胥的一些零星记载。至战国之末，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写到伍子胥求其奔吴时在江上救助的渔父而不得的情景，渔父成了“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见”的隐性人物，已涂上一定的神秘色彩。
两汉时，伍子胥被进一步神化。《史记》、《说苑》均载伍在自杀前要求“悬目于东门”，而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江上”（见《史记·伍子胥列传》、《说苑·正谏》。）可见在春秋末当地人早已把伍作为神来崇拜，而为汉时人所记录。以后，伍子胥的经历，亦有被神化之处。《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投吴途中，充满曲折艰险。伍至溧阳濑水，饥饿无力，迄食于一个三十岁不嫁的女子。女子给食后投金水而死，为之殉情。当伍子胥伏剑自刎，仍激发出巨大的力量。传说吴王把伍子胥尸投入江中后“言曰：‘胥，汝一死之后仍能有知？’即断其头，置高楼上，谓之曰：‘日月炙汝肉，飘风飘汝眼，炎光烧汝骨，鱼鳖食汝肉，汝骨变形灰，有何所见？’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往来，荡激崩岸。”（《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这时伍子胥已升为江神。后又传说越军攻吴至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悬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沙，疾于弓弩。越军败坏，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救止。”伍子胥已被描写成具有护国神力，使越军不敢越界前侵。后来由范蠡、文种出面拜谢，获伍子胥托梦允许，越军才进入吴都。《吴越春秋》还记载，与伍子胥有相似命运的越将文种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同上，《勾践伐吴外传》）伍子胥已从江河扩展至海上，成为海潮之神。东汉袁康、吴平所作《越绝书》亦言，伍子胥捐躯于大江之口，“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越绝书·越绝德序外传记》），直言伍子胥是混江通海的“水仙”。直至西晋张华作《博物志》仍言“昔吴相伍子胥为吴王夫差所杀，浮之于江，其神为涛。”（《博物志·佚文》）可见，至迟至两汉，已完成了伍子胥的神化过程。既然伍早有化神传说，人们用竞渡方式加以纪念，就显得很自然了。
因此，一些古代文献，早把端午竞渡的起源归于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说：“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文中伍君，即伍子胥。这一记载比第一次提“端午为纪念屈原”的吴均《续齐谐记》要早三百余年。即使两晋之交的虞预在《会稽典录》中所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作者）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盱，乃投瓜于江。”此记亦比《续齐谐记》早二百年左右。与吴均同时代的宗懔在所作《荆楚岁时记》中，既承认端午竞渡缘于“屈原投汨罗江，人伤其死”；而又承认“斯又东吴之俗，不关屈平也。”十分明显，伍子胥是端午节中被首先纪念的人物。
吴地自古至今，一直坚持“端午祀伍”说。汪撰有诗：“吴儿好事弄江潮，五月争标不惮劳，龙舸若曾沿楚俗，犀军今幸偃胥涛。”认为江上竞渡是纪念伍子胥。清初朱彝尊《吴门午日观竞渡》诗中有“胜日衔杯罢，轻舟解缆初。尽传迎伍相，不比吊三闾。”明确指出，端午竞渡在吴人相传中是为伍子胥，而不是三闾大夫屈原。马学乾《烟雨楼观竞渡》诗中亦有吴地竞渡“不迎三闾迎伍相”之说。而《越地传》与《事物原始》等书，传龙舟竞渡起于越王勾践。此说实际与端午起源于伍子胥相一致。越王勾践对伍子胥十分尊重，攻吴时，在三江口曾杀马祭伍，龙舟竞渡实是越王勾践为伍子胥所设。故清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卷五中作诗云：“忆昔越王习水战，麾兵竞渡托游讌”，“又传勾践悯胥忠，鼓乐迎神浙水东。弄潮犀手年年集，不与湘潭吊屈同。”《清嘉录》指出，五月初五的竞渡是“吊三闾大夫”的这一说法，“于吴地无涉”，并据《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见顾禄《清嘉录》卷五）又说龙舟戏“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耳。”灵均，是屈原的字。吴人始终认为端午人物之始是伍子胥。从上述史料的梳理，可知伍子胥死后，在其神化的同时，越王为之设龙舟以祭。加上伍子胥殉难日期与端午相近，斗百草、采药草、食粽、饮雄黄酒等，又多起源于伍子胥所在的吴地。因此，伍子胥是端午节人物的源头。
二、屈原后来居上的原因
屈原不仅生活年代晚于伍子胥，而且是伍子胥精神上的后继者。他与伍子胥在出身、经历、悲惨命运上均有相似之处。他对伍子胥的忠贤，十分推崇感佩，说：“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诗中的“伍子”即伍五胥。屈原对伍子胥的悲惨遭遇，感到不平与愤怒。又对伍没有遇上汤武、齐桓、秦缪一类的明君，体味不出忠贞之气，而感到惋惜。（见屈原《惜往日》）屈原在国事日非、楚王信谗而斥忠良的困境下，表示要以伍子胥为榜样，投水自死。“吾怨往日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屈原《悲回风》）“自适”两字，表示他的投水是为了“适顺己志”，追随伍子胥而去的一种自我抉择。古代的一些政论家、辞赋家，也大都把屈原作为伍子胥的续行者看待，“伍屈”或者“胥原”往往相提并论，指出屈原“愿自沉于江流，绝横流而往逝，愿为江海之泥途”，是由于“哀子胥”所致。（见东方朔《七谏》）从上可见，在端午节中屈原之被重视，只能说是“流”，而不是“源”。
端午起源于屈原说，至南北朝中后期才有文献记载，也可以说，到此时才流行起来。但这一说法明明晚于伍子胥，却后来居上，几乎覆盖全国，甚至影响世界。连我们苏州本身，有人也只知屈原而不知伍子胥了。民国十九年（1930）所出《相城小志》就说端阳抛粽是为“吊屈原”。
“端午起源于屈原说”的影响之所以超过伍子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屈原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的激情，与慷慨赴死的英雄气节。他几经磨难而未抛弃楚国，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浸沉于国事，目的是挽救楚国危亡，希冀国家的强大。即使在流放之中仍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为国焦虑而“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最后投身于清流之中，形体虽灭而精神永存。同时，在当时楚国“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为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战国策·中山策》）的情势下，能做到“内直质量”，独立周行，不与那些贪婪竞进、扰堂的燕雀同处。他反对“时俗工巧”，揭露社会的“腥臊黑暗”，主张改革内政，增强外交自信，关心民生，以求国家的强盛。照屈原的自喻，他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洁荷，是追求光明的鸾凤。当然，也是一个坚强执着的勇士，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
屈原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章》等优美的诗篇，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以丰富的想象，运用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甚至山川草木、日月风云，展现杂色相混错综纷乱的社会内容，表现了热爱祖国、同情人民、追求纯洁理想的胸怀，体现了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由于富有文彩，因而易于传播，引起共鸣。言之有文，行之即远。就是屈原影响力逐渐超过伍子胥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客观上，由于吴被越所灭，越最终又被楚所灭，楚国不可能鼓动宣传伍子胥。这对伍子胥在端午节中的地位在相当时期内，有一定的影响。而屈原在死后，其“瑾瑜比洁，日月争光”的品质与不屈的斗争精神获得一致赞扬。这使端午节起于屈原说，从荆湖传向全国，成为较普通的认同。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伍子胥也正是由于忠于吴国，因而在苏州端午节中作为纪念性人物被保留下来。伍子胥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出生入死，忠勇奋战，毫无私心，推荐孙武子等众多人才，从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为吴国称霸，创设了条件。伍子胥还是吴大城（也称阖闾城，今苏州）的总设计师。他根据“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总体方针，因地制宜，“相士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围47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形成一个城墙坚实，水道纵横，城郭相套，城内区划整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基址一直保留至今，给人们带来后惠。因此，吴地人民感谢伍子胥，在端午节中保持崇祭，也就不奇怪了。
三、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端午节人物影响力的消长与一些风俗的更替中，我认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应注意下列几点：
其一、端午节无论是纪念伍子胥，还是纪念屈原，都一定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基质，保持中华儿女勤劳、勇敢、爱国爱乡、温良恭俭、崇文尚智等核心价值标准。在各种节日所崇祀的人物与民俗活动中，挖掘其自强不息的大勇，坤厚载物的大德，与刚柔兼具，因势而为，与时俱进的大智，增建我们民族共同信仰与道德的基础，提升中华节日文化的内聚力与对外的竞争力。
其二、在内容与形式上，一定要本土化、大众化，体现民俗活动、民族艺术的个性。一些古老的节日活动品种，如竞渡、抬阁、荡湖船、锣鼓、祭仪、秧歌、灯谜等，是经千年提炼而逐步成熟，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活动应进一步发扬完善，要注入像伍子胥，屈原一类中国人文要素。某些活动，可插上文学的翅膀，通过媒体散发开来。节日活动办得越是民族的，越有个性，越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兴趣，更具有生命力，更带有世界性，更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产。要从节日文化的渠道，来构筑中国文化的高地。
其三，应认识到像端午那样，节日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动的。一些如“毁体迎佛”等糟粕，应该弃除，而吸收先进的文化精华，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做到以人为本。全人类的节日最早起源，很多都与农业生产有关，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几乎概莫能外。但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内容多偏于集体性、综合性、宗社性、家庭性活动，而缺乏某种个人情感的抒发与释放，因此必须充实一些现代化的内容。如，可通过端午这一载体，开发其现代意义，重塑节日辉煌。端午的竞渡、拔河，可以与现代水上运动结合起来，发扬其强身体育的作用。挂艾草、洒雄黄酒可以与卫生医疗活动挂起钩来，增强环保与保健意识。纪念伍子胥、屈原可以与爱国主义教育与诗歌文艺活动相合，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与艺术修养。节日文化也只有吸收先进的营养，才能壮大自己。
现在传统节日文化越来越瘦，端午节除吃粽、竞渡外，一些活动已经消失或正消失。我们应从传统传节日文化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节日的作用，防止全盘洋化，光大民族的大众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3
端午节的来历：粽子是纪念屈原还是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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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谗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源于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提示：支持键盘“← →”键翻页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4
赏析史记伍子胥列传
前言：
其父忠于楚太子建，而因谗获罪，楚以其父为质召其兄弟，尽杀之。伍胥几经劳苦，终以破楚报仇，后多次事故终不得善终。因刚戾隐忍成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悲夫！
如果我问：“伍子胥是谁？”我可以肯定的说，大家都对他不熟悉。他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我将选择《史记》作品中对他的记述，来展示给我们大家他 不平凡的一生。在这同时也深入了解史书对人物塑造的方法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内容也希望让大家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经典著作，并偷偷的满足我个人希望伍子胥这位伟大的英雄被景仰的私欲。
在真正介绍伍子胥之前，我试请大家，特别是男人回想想一下自己儿时或青年时代（也有可能是现在的）的梦想，有多少渴望成为统帅千军的大将军，有多少渴望一身侠气独闯江湖，有多少人渴望挫群雄成帝业。我想我们都这样幻想过，可我们都没有实现，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伍子胥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解答案。
掩簾待登场
伍子胥，楚国人，名员，祖父是伍举，因为敢于直谏楚庄王而出名，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他有一位兄长叫伍尚，伍子胥家当时也可以算是显赫的家族。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样的家庭培养出的人定是与众不同。刚开始史记先从伍子胥父亲开始介绍起，这种写作方式在各种史书都频繁出现。过去深受家族制的影响，功成名就，光耀门第，也泽被后代。儿子的成功不是单靠自己，也依靠家族帮助。伍奢与费无忌同列，都奉太子建，可是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吗，而是反忠于平王。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疑问：这为什么是不忠的行为？忠于平王不就是忠于太子建吗？其实不然，古代的臣子是十分可怜的，所谓一臣不事二君，忠于平王就是忠于先君，这样就有可能两头得罪，后君就会认为你不是完全忠于自己，到时就会秋后算账。前君一定先于后君死（除非有不死药），这就意味着跟后君更有利。所以臣子必须有慧眼识人，看出谁有天子相。无忌选择了一条风险极大的道路。他背叛太子建，进言劝平王取太子选的女子-秦女，而为太子另选夫人，这是无忌的一招险招，万一秦女不受宠爱，那么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即使受宠也必须配合进谗言，却有可能不另立太子。我认为总归是一条不归路。可是一切局面都对无忌有利，秦女受宠并生子轸。平王因此稍微疏离建，派建守卫城父，备用兵。此时太子虽然受冷落，可没失去信任，无忌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他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日夜为之，确实狡猾。）并且说：“太子因为秦女的缘故，已经佷怨恨您，现在他又在守城，肯定会外交诸侯而叛乱。”平王这时还是很冷静的招来伍奢，伍奢可能料到无忌的行为，就直谏平王：“您怎么能听信小人而疏远亲骨肉呢？”但平王还是经不住无忌日夜吹冷风，最终一怒之下囚禁伍奢，并命令奋扬前去杀太子建，奋扬是个大好人，他提前通知太子建，使得太子建脱逃到宋国。无忌又进言，说伍奢的两儿子都很有才能，应该诛杀他们防止叛乱，劝平王以伍奢为人质，招回他的两个儿子伍子胥和伍尚。无忌这招完全是为了防备伍奢的儿子叛乱杀掉自己。伍奢很了解自己的儿子，对他们两个评价到：“伍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
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从伍奢的话从另一个侧面，借伍奢口，概括出伍子胥的人格——刚戾忍訽，在对两个儿子的比较中，看出伍奢善于识人，后面的所有事情都证明他的话。《史记》对这一件事的记述，主要着重于无忌的狡诈，伍奢的正直，奋扬的忠诚，平王的偏听，所有的人物都是为了伍子胥的出场铺路：无忌的狡诈反衬出伍奢正直，伍奢又引出伍子胥，一环套着一环。这部分记述短短两百字，将各个人物形象描绘清晰，这样的笔力够深深的品味。伍尚欲回楚时与伍子胥的对话，同样值得回味，伍尚听完伍子胥劝他：“回去不过是一起死。”他说：“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通过这句我们不得不佩服伍尚。伍尚并没要求伍子胥一起回去。他认定不去就是不义，宁可牺牲自己，使得义，同时伍尚也一定认为伍子胥未来一定会为他们报仇。这样的慷慨就义本就十分伟大，他对伍子胥未来的绝对肯定更是伟大。我相信这样的小人物是不会历史遗忘的。《史记》给我奉献这样的小人物，让我们更清晰的伍子胥形象。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想，你父亲都被抓为人质了，伍子胥还能泰然自若，他真是近乎冷血。回到故事，伍子胥开始逃亡。楚使人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这套虽有落于俗套之流，因为许多猛士都有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故事，如：项羽，张飞，李广等。无论如何它反映伍子胥胆识过人。就这样伍子胥逃到宋，跟随太子建。同时伍奢与伍尚果真被杀。伍奢听到伍子胥逃走时，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楚国君臣且苦兵矣。”这一句又是一句预言，我还品出一丝欣慰，他自知已临死亡，不必看到未来那腥风血雨的楚国，这句简直是中国人乐观精神体现。
历尽磨难
伍胥逃至宋后便开始长达多年的苦日子。先是宋发生华氏之乱。宋国的华定，华亥等杀害宋群公子，劫持宋元公。伍子胥只好打包行李与太子建逃至郑，郑国人对他们很友善，但太子建听从晋顷公建议，约定里应外合灭郑国，灭了郑后让太子建当王。后来行迹败露，太子建被郑国杀害，伍子胥和太子建儿子胜一行只好逃到晋。《史记》上称太子建是先到晋国，然后与晋顷公约定灭郑后回到郑国实行计划。而《春秋》确记为我上文写的顺序，我认为春秋较为可信，因为从晋国回到郑国确实有点不让人可信。《春秋》还详细的说明灭郑国这件事情被发现的原因：太子建在郑国给的土地上暴虐，被告发而杀。太子建这样不义之徒，还妄想成为楚国的王实在可笑。伍子胥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建的恶行，我想他只是借助帮助太子建夺回楚国这一名号报私仇，可见伍子胥之心肠毒辣。伍子胥在晋国依旧无法久留（可能是名声太臭），伍子胥只好前往吴国。前往吴国必须通过于吴楚交界的昭关，才可到达吴国，此时楚平王还在四处追捕伍子胥，关内盘查很紧。传说伍子胥因此愁得一夜间头发全白。后人便用“伍子胥” 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来形容十分忧愁的样子。在伍子胥的朋友东皋公的安排下，找到一位和伍子胥外貌相似的人先入关引起混乱，趁机通过昭关。谁知追兵又至，至江，江上刚好有渔父乘船，船夫认出伍子胥，便渡伍子胥过河，伍子胥解下剑要赠给他。船夫不肯接受，船夫认为这剑虽值百金，可楚王奖五万石粟，爵执珪都没有动容，何况是这百金的剑。
度过昭关后，伍子胥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在去吴国的路上又因为疾病，只得道上乞讨。试想一下，如果我是伍子胥，我早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拼搏。成功是如此不易，得要付出多少努力，付出多少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能达成。伍子胥没有放弃，所以上天给了他一次次的好运，他也配得上这好运，因为好运从来不会给受不了苦的人。到底伍子胥能不能报仇呢？
完成心愿
伍子胥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吴国，就这样，展开他在历史舞台上光彩的独角戏。当时吴国吴王僚刚当政，公子光为将。伍子胥通过公子光，得以见到吴王，由于公子光受宠，伍子胥也受重用。楚国和吴国因为争桑之事相互攻打，吴王大怒欲相伐。吴王派公子光伐楚，攻占了钟离，居巢两地。伍子胥劝吴王僚进一步攻占楚国。公子光深知伍子胥欲报仇的急切心态，就对吴王说：“伍胥欲以自报其雠耳。伐楚未可破也。”公子光说这话一方面是他了解伍子胥报仇心切的心态，另一方面，公子光也希望吴王僚不要取得楚国，万一吴王僚取得楚国就会在国内取得高的威望，难以被自己推翻。再者，公子光希望先谋求内事，即自立为王。伍子胥并没有去争辩，他懂得：公子光一直想拉他入伙。吴国其实有很大的胜算，可是拿下楚后，自己就不可能受公子光控制，他不想卷入这样的争斗，所以伍子胥推荐专诸给公子光，代替自己。后来的事情证明伍子胥做出更好的选择。伍子胥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而于胜耕于野。
五年后楚平王卒，秦女之子轸成为楚王。吴王趁机袭击楚国，吴王僚亲自攻打楚国，结果失败被俘，吴国没了国君，公子光借机让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专诸上台后，为了感谢伍子胥，招他入朝共谋国事。楚国伯嚭逃到吴国，伍子胥推荐他成为大夫。这位伯嚭遭遇和伍子胥相似，俩人又是同乡，伍子胥十分信任他。可这位同志日后又对伍子胥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不急于解答，读到后面大家就会知晓。《史记》在这里插入对伯嚭的介绍绝非没有缘由。三年后，由伍胥，伯嚭伐楚，攻占舒，但因孙武进言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接下来两年，吴又接连取得六等地。第三年楚昭王不甘心失败，派公子囊瓦伐吴，又再次被伍子胥击败。吴夺取楚国的唯一阻碍就只是楚将囊瓦，吴王问计于伍胥，孙武，他们皆说用反间计。囊瓦性贪，囊瓦手下唐蔡对囊瓦早有怨言，伍子胥反间唐蔡，最终成功杀害囊瓦并攻下郢，逼得楚昭王出奔。在攻下郢后，《史记》这段出现一段插叙，内容如下：伍子胥旧时于申包胥有交情，伍子胥逃离楚国前对申包胥说：“我一定会打败楚国。”而这时申包胥却于他大唱对台戏，说：“那么我一定要保存楚国。”当伍子胥攻下郢时，他抓不到楚昭王，忿恨难平便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申包胥此时正逃至山中，他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承诺，但也不忘刺激伍子胥，他说了一段带有预言性质的话：你这样报仇实在过分！我听说人在多数情况下确实能够胜过天，但天一定会给予人惩罚的。你过去是楚国旧臣，今天却对旧主做这样的事情，上天一定会给你教训的。伍子胥当时刚刚报仇，高傲至极，便说出“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的狂妄言论。当时伍子胥自然已经完成他的人生目标，狂妄也属于常理。申包胥说完这句后仍不忘努力实现诺言，前往秦找搬救兵，以一种行为艺术的形式—哭于秦廷七日七夜打动秦哀公（可能是被烦死的），秦救了楚，吴国退兵。虽然没有真正打败楚国，但吴国在孙武和伍子胥等一批人帮助成就霸业。只要吞并越国便能真正成为强国，吴国已经打得越国无还手之力，越王夫差原币遗太宰嚭求和。伍子胥直谏吴王不可轻易求和，因为越国人勤劳勇敢，今天不灭越国，越国一定会对吴国不利，可惜吴王阖闾没有听从伍子胥。伍子胥眼光长远，越国特殊地理位置阻碍吴国进一步发展。虽然如此，吴王还是没有采纳伍子胥意见，可见伍子胥似乎有些不再被重用的趋势。或许我们可以臆测为：吴王看到伍子胥鞭挞楚王尸体，心中或许十分害怕，怕伍子胥那可怕的军事才能和野心，所以开始防备伍子胥。
吴王转而攻打齐国，伍子胥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次劝说吴王。其中尤以“今
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最有说服力。嚭被越国收买，吴王听信他的自然不会灭越。果不其然，吴王还是派伍子胥攻打齐。伍子胥已经深知吴国危在旦夕，为了保全自己的儿子，便把儿子交托给齐鲍牧，假病不参与政事。此时的伍子胥这个明星似乎已经渐渐暗淡。
谗言致死
不知是否是命运的轮回，伍子胥的父亲当时也是受谗言而死，命运开了个玩笑。主角只是换了名姓，无忌换为嚭。伍奢换为伍胥。《史记》中记载“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究竟这矛盾从何而起，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由于受了越国重礼，主张不与越国开战，然而伍子胥是主战派主力。加上伍子胥实在是太有才能，受到嫉妒也不无可能。嚭进谗言曰：“伍子胥性格暴戾残忍，伍子胥在攻打齐国的事上自恃功高，他把儿子交托给别人带到齐国，明显是勾结别国要对大王不利。”大多数情况下，谗言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只是被小人利用曲解。伍子胥这种刚暴少恩的特点，君王最讨厌不受控制的人和才能高，心肠毒辣的人。这三点伍子胥都符合，小人们只需说几句坏话，自然君主就会受骗。最后，伍子胥授吴王剑死。临死前，他还做几件事：一，大骂吴王夫差忘恩背义，忘记自己为吴国三代君王服务，使吴成为霸业的恩惠，听信谗言杀害自己；接着又告诉他的亲信：“我墓地上的辛木以后可以给吴王做棺材，然后把我的眼睛放到吴国东门，我要亲眼看到吴国被越灭。”伍子胥骂了吴王还不知足，更大胆预言吴国被越国消灭。听到这样的话后夫差大怒，一怒之下就拿伍子胥尸体盛放鸱夷并投尸于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就捞起尸体在江边安庙。传说端午节就来源于此。
九年后，楚国灭吴国，杀死夫差和太宰嚭。这证明伍子胥猜测是正确的，吴国还被灭了，不过是楚国不是越国。就太宰嚭被诛一事，《史记》大有司马迁借此抒发自己不满的嫌疑。《左传》记载嚭是投降楚后被诛，《史记》记载为在吴被灭时嚭被诛，我试想无论这件事是不是符合史实，司马迁都需借此表达对嚭这类卖友求荣，进谗言者的鄙视和痛恨，他们根本不值得被具体记载。他这样的行为不影响整体事件可信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的感想
在最后，我想结合史记和我自己的观点，评价伍子胥一生。我总结：伍子胥这一生的伟大经历都是由于伍子胥刚戾隐忍，弃小义，他最终报了父兄的仇，他还以为自己杰出军事才能帮助吴国成就霸业。他这样的一生虽然被人称为违背仁义，可我们难以苛求他做到，毕竟性格如此。也正是他不合道义，他没和他兄弟一样早早将一生归于平凡。可是成就大业的方式不就是特立独行，伍子胥做到了，并且做到很成功，我很赞同司马迁的评论：“怨毒于人甚矣哉”和“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问古今这样的怨毒又有几人能有，又是怎样的烈丈夫才有这番隐忍。我通过这篇爱上《史记》。它给我们讲述历史，却又不完全合乎史实。在每一个纪，传，世家中我们观看到别人的人生，也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司马迁加入讨论，让历史不单单是历史。我们选择了作品，作品也同时塑造我们。塑造了我，刚烈必会受尽世间苦，苦难既然无法逃避，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唯有接受，使得自己乐观坚强。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5
---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
2---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
4---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
6---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
8---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
10---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
12---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
14---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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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列传读后感6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一作芸），字子胥，本楚国人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以封于申，也称申胥。小编为你整理了伍子胥谏文言文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帮助。
一、原文：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后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袪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着之东门，曰：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幎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于子胥也，不若勿知。——《吕氏春秋》
二、翻译：
吴王夫差要去攻打齐国，伍子胥说：“不行。齐国与吴国，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即使我们得到齐国的土地也不能与齐人相处，得到齐国的百姓也不能完全役使。而吴国与越国接壤，道路相连，习俗一致，言语相通。我们得到越国的土地就能够与越人相处，得到越国的百姓就能够役使。越国对于我国是如此。吴国与越国势不两立，越国对于吴国如同心腹之疾，虽然没有发作，但它造成的伤害深重而且处于体内。而齐国对于吴国只是癣疥之疾，不愁治不好，况且也没什么妨害。如今舍弃越国而去讨伐齐国，这就像是担心虎患却去猎杀野猪一样，虽然打胜，但也不能除去后患。”太宰嚭说：“不能听信伍子胥的话。君王您的命令之所以在中原行不通，是因为齐、晋两国的原因。君主如果进攻齐国并战胜它，然后移兵直压晋国边境，晋国一定会俯首听命。这是君王一举而收服两个国家啊！这样，君王的命令一定会在中原各国得到推行。”夫差不听从伍子胥的话，而采用了太宰嚭的计谋。
伍子胥说：“上天想要灭亡吴国的话，就让君主打胜仗吧；上天不想灭亡吴国的话，就让君主打败仗。”夫差不听。伍子胥提起衣服，大步从朝廷中走了出去，说：“唉！吴国的朝堂一定会成为废墟了！”夫差兴兵伐齐，与齐军在艾陵交战，把齐军打得大败。回来以后就要杀伍子胥。伍子胥说：“我怎么才能留下一只眼睛看越军攻入吴国呢？”说完就自杀了。夫差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国都的东门，然后说：“你不会看到越军侵入吴国的！”过了几年，越人攻破了吴国的国都，夷平了吴国的宗庙，夫差本人也被活捉。夫差临死时说：“死人如果有知的话，我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伍子胥呢！”于是以巾盖脸自杀了。